据《劳动报》报道，隐蔽的$电子警察“暗中执法”是否有法律依据，交通管理机关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行为又是否合情合理?今年两会上，潘书鸿代表提出，目前，“暗中执法”的做法在法律上尚存争议。李飞康代表也提议，沪违反交通规则罚没款金额及其使用情况应向社会公开。

潘书鸿在一份《关于规范交通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行为的书面意见》中抛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设置隐蔽探头等设施及使用其他“暗中执法”手段是否有法律依据?据悉，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

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这为交管部门运用“电子警察”设备进行交通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目前对于“暗中执法”的执法手段，并没有授权性规定及禁止性规定。

他表示，“暗中执法”不符合现代法治执法公开的原则,未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申诉权利，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存在争议。比如，电子警察只能拍到车辆车牌号，不能明确分辨驾驶人员，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需要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能够确定驾驶人的，才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对于“能够确定驾驶人”就存在较大的争议。同时“暗中执法”这种行为也有可能变成“创收”工具。

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交通管理机关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合情合理?他发现，交通管理机关在进行处罚时存在四种现象：“以罚代管”问题突出、运动型执法泛滥、普遍存在从重处罚的倾向、交通行政机关处罚幅度的裁量权过大。

潘书鸿提出，隐蔽探头“电子警察”的存在与人性化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行政机关应当标明测速等标识，否则在行政相对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而应对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他呼吁要加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

李飞康代表今年的一份书面意见中也提出，上海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没款数额巨大，但罚款的收入到底有多少、罚款用之于何处，至今没有向社会公布过。“为规范透明这项巨额罚没款的收入和罚没款的合理使用，建议有关部门应向人大或社会进行公开公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