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多年前，山寨手机借联发科芯片之力，一举崛起，横扫全国。但在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后，一直在模仿的山寨厂商玩不下去了。这似乎原本就是山寨的宿命，虽然还有很多可模仿的对象，但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

关键字：  芯片，智能手机，深圳华强北

　　多年前，山寨手机借联发科芯片之力，一举崛起，横扫全国。但在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后，一直在模仿的山寨厂商玩不下去了。这似乎原本就是山寨的宿命，虽然还有很多可模仿的对象，但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

　　萧条的华强北

　　5月的一天，眼见已到中午，吕志平的手机柜台前，还是空无一人。“这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一边叹气，一边玩起了电脑游戏。

　　吕志平的柜台位于深圳华强北的龙胜手机批发市场内。三四年前，这个商场比现在热闹很多。宽不及一米的过道，人们需要推搡着才能前进。而现在，这个卖了五年山寨手机的年轻人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开张了。

　　位于深南大道北侧的华强北，因为生产山寨手机而名扬海内外。这条并不宽的马路两边，二十多个电子市场密集相连，市场的每一层都被分隔成无数个柜台，如蜂窝一般排列。这里常年车水马龙，手持电脑整机、手机、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来回穿梭，拉着拖车的快递工人吆喝着上货卸货。人群中不时闪现的各种肤色商人，让这里看起来像个世界集贸市场。

　　像吕志平这样的个体户守着的柜台，是华强北淘金的重要据点，也是最具特色的经营模式——与别的地方论档口出租不同，这里的铺位按米收租，一个三五平方米的柜台，由两到三家共享。摆上一个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卡西欧牌计算器、一本皱巴巴的记账本，就成了个门面。

　　档主们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每个人的背后，可能就有一家工厂或者一家专业公司。吕志平的名片背面，印着他在农行、工行、建行——几乎所有的银行——的开户账号。账号下面有一排小字：“专业生产、销售各种品牌手机”。

　　在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等大型消费电子集散地，山寨手机曾经一度“占山为王”，但现在，它们正在失去一线阵地。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台，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趋势明显放缓。

　　而山寨手机的幕后推手——大陆山寨手机芯片主要供应商台湾联发科技(MTK)上月末刚刚发布的一季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MTK收入198.67亿元新台币，同比减少39.3%，实现净利润30.65亿元新台币，同比大幅下滑72.3%。

　　由于生意一直很好，华强北常常一铺难求。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改变。在吕志平的左边，一个空出来的柜台上，贴着一张用红纸草草写就的招租广告。“以前一个摊位转让费就得十几万，现在不收转让费，还没人要。”吕志平说。

　　而在与吕一墙之隔的高科德通讯数码广场，开发商借四周年庆的名义，从2010年11月开始，全面下调租金。一楼柜台，中庭位置，由1680元/m2降到了1500元/m2，其他位置，也有100-200元降幅。“我们因为做得早，还有一些老客户，但也只是勉强维持。”在华强北做了十几年快递的程玉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做的是山寨手机的国际快递，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快递量陡然跌了一半，此后每况愈下，2011年前几个月又比去年同期跌了三成。

　　盛极而衰

　　“山寨”这个词的意思曾经是“山中的城堡”，但现在被用以指代一切模仿、复制、抄袭的假冒产品。据传，“山寨”一词最先来自深圳。1990年代，这个毗邻香港曾经的渔村以地利之便，开始走私手机，进而发展到模仿制造。一开始，生产厂家不敢在手机上署地名，只能印上“SZ”两个字母，久而久之便被喊成了“山寨”。“山寨”并非自手机始，也不会到手机而终。山寨手机的制造者，此前掘金的市场是DVD、MP3等(高峰时，一度涌现出两三百个让人眼花缭乱的MP3牌子);手机之后，便是MP4，MP5，游戏机，数码相机，上网本，平板电视等——但凡价格敏感、更新换代较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几乎都有“山寨”版的存在。

　　但造就了山寨辉煌时刻的是手机，其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台湾联发科公司推出的手机芯片解决方案。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款被业内称为“Turn Key”(交钥匙)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厂商采用这一方案，只要加个电池和外壳就能生产手机。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业大佬介绍，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很多是正规手机厂商的一些研发和管理人员。2002—2004年间，国产手机经历短暂繁荣后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红极一时的厂家轰然倒地。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部分进入其他品牌厂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炉灶。但由于资金和实力不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厂”。

　　后来，国产手机持续低迷，市场份额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亏损严重，这一行不再是香饽饽。而干“黑手机”虽然风险高，却有利可图。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加入进来——其中不乏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老板。2007年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漂白，进入山寨行业的人更多了。

　　山寨手机成本低廉，不交税，也不参加入网检测(检测费用一般是一款手机三十多万，另外，送交入网检测一般都要等一个半月以上，对一天一个价的手机来说，是极大的成本消耗)，不需要打广告，搞促销。一款同样型号的手机，山寨的价格只有正牌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而山寨手机在设计上也极富想象力。一辆微型奥迪轿车模型，翻过来就是一部带摄像头的触摸屏手机，在其“车头”的前灯里面，竟然暗藏着一只手写笔;一款有着早年“大哥大”风格的手机，因为其上端的天线能在瞬间释放出强电流，而被称为“防狼手机”;一个“手雷”握在手里也不用害怕，只要一掰，它马上就可以拨打电话了。更极致的表现是，震耳欲聋的8个喇叭或是被某个高僧开过光，都成了手机的卖点。

　　凭借着巨大的价格优势和出位的设计，山寨手机迅速占领市场。吕志平记得，在最疯狂的时候，他们必须半夜两三点到工厂守着，排队抢货。而一位山寨手机工厂的员工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月要加两百多个小时的班。

　　被智能手机时代抛弃

　　由于做山寨手机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吕志平回忆，三年前，一台手机的利润是一两百元，而现在，则是8—10元钱，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

　　和吕在同一个市场的朱旺对此有着更直观的感受。

　　他做的是手机电池生意，三年前，一块电池至少能赚1元钱，现在则降到了2—3毛。他揶揄，别看自己卖的是高科技，其实已经和卖白菜没什么区别。

　　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是让一些山寨厂家开始了粗制滥造。在巴基斯坦，甚至发生过山寨手机集体“死机”事故。而一些宣称终身保修的手机，三个月之后，连厂家都找不到了。

　　而加速到来的3G时代，则给了山寨手机们致命一击。

　　2007年，当苹果以外形和界面极简单却有极丰富应用的iPhone这一真正的破坏性创新开启智能和3G时代后，盛极一时的中国山寨机的末日警钟便已敲响。

　　由于苹果采取的是“终端+软件+应用”的商业模式，山寨所依赖的外形和功能优势被彻底颠覆。现在，没有人想要能开酒瓶的手机，人人都喜欢能下载应用、玩游戏、看视频的手机。

　　山寨的创新能力似乎已到穷途。最近被网友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戏谑道：现在，iPhone用户有三大爱好：游戏、拍照、发微博。山寨用户也有三大爱好，不过依然是——凤凰传奇、凤凰传奇、凤凰传奇。

　　虽然联发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3G芯片上复制2G时代的成功，但知易行难，直到如今，其也没有推出一款真正“质优价廉”的3G芯片。

　　而握有芯片核心技术的高通，在3G时代几乎享有了绝对的话语权。这导致3G芯片的价格居高不下，山寨机最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在与数据消费紧密结合的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以各种形式的补贴拉低3G智能手机的价格，甚至可以实现“零元购机”，以此吸引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络。这无疑对无法获得补贴的山寨机施加了更大压力。

　　“山寨”的去处

　　对于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山寨产业，深圳市政府的态度颇为微妙。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的许宗衡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后一度引发争议。一些代表认为，政府如此表述，有支持侵权行为之嫌，建议删除。经过数轮讨论，在最后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寨”一词被换成了模棱两可的“初级创新产品”。而“走模仿开发创新路径”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其实，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一些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山寨厂商也意欲从良。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山寨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变迁以及联发科这样的芯片集成商的进化速度，都可能让它死于非命。

　　2008年，上网本风行一时，一些山寨厂商高调上阵，当年3月，甚至在深圳召开了“中国首届上网本暨山寨本产业高峰论坛”。一些打算打自主品牌的山寨厂商放言：“中国山寨上网本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但仅仅半年时间，上网本就被一个更新的产品——平板电脑所淘汰，一些投入巨资的山寨厂商因此而血本无归。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清理过这个市场。2008年前后，媒体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产业黑幕的报道热潮。舆论压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华强北“清场”。此后每逢3·15，都要检查一遍。

　　为了逃避检查，一些山寨厂商甚至将工厂放在山上，工人则每天车接车送。一位在山寨手机厂工作的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她在打工期间印象最深的，除了加班，还有应付检查。她记得有一天晚上10点，突然有人报信，检查的来了。老板下令，关灯，原地趴下。她们就这样趴了两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大运会临近，严打之风又紧，“保护知识产权，成就和谐大运”的条幅在深圳华强北随处可见。

　　然而，据吕志平透露，这些“严打”，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几乎每一次清场，他都会提前接到通知，只要不将那些冒牌机明目张胆地摆到柜台上，就没事。

　　“这么大的产业，深圳怎么可能真正查?”吕志平反问。在他看来，如果山寨垮了，华强北也就垮了——粗略统计，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山寨大本营，营业额早已超过千亿，仅就业人员就有二十余万。而其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所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是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