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雁是成都优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寻找优质、有潜力的投资项目是他的主要工作。王雁也对光伏产业抱有过极高的期望，但两年前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关键字：  中国光伏，政策扶持，投资价值

王雁是成都优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寻找优质、有潜力的投资项目是他的主要工作。新能源是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太阳能光伏是被寄予厚望，曾颇为PE/VC等投行青睐。同样，王雁也对光伏产业抱有过极高的期望，但两年前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全国就它最"热"

国际投资家吉姆·罗杰斯有一句名言：“投资中国股市，要跟着中国政府走。他们做哪些行业，我就跟着他们走。”的确，“政策市”一直是中国投资界的鲜明特色。

2006年1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法》，该法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包括中长期总量目标与发展规划，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和技术开发，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优惠上网电价和全社会分摊费用，设立可再生能源财政专项资金等。

当年，“中国光伏第一人”施正荣乘光伏大牛市东风，凭尚德控股(STP.NYSE)上市，坐拥150亿元财富，一举成为“新财富500富人榜”首富，2008年其财富数继续飙升至348.2亿元。

之后，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又被列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列。国务院发文明确表示，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扶持光伏产业。

“一夜暴富的神话，加之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让许多人都相信光伏是未来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的行业之一。”王雁清晰地记得，那时全国各地特别是四川、甘肃、贵州等西部地区“一哄而上”，将光伏太阳能列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首选产业。

到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

“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当时业界很多朋友都用宋丹丹的小品台词开玩笑。2006年5月，王雁的目光也被成都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暂称为“A公司”)吸引住了。

A公司拟生产风光能LED路灯，称其“长期致力于新能源产品系列的研发、生产和拓展，各项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可广泛用于“学校、商店、医院、办公室、广场、社区、城乡街道路灯、家庭或流动帐篷等用电”。

最让王雁动心的，还是这家公司的商业计划书：这是一项产值达数十亿元的新能源综合项目;目前已确定的业务订单达1.5亿元，可能性订单已达到4亿元;第一年的投产利润可达到6000万元以上，项目第5年，包括其他产业预计公司综合上市市值在200亿元以上。

如此诱惑的投资回报，让王雁坐不住了，他带着公司骨干上门到A公司考察，“当时很有投资意向，因为全国就它最""热""。”

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王雁与同事算了一笔账：第一期若投资5000万元，主要用于生产、研发升级和风光能LED路灯的部分周转资金，预计在2011年可实现3亿元的销售收入;计划在2012年能进入量产，销售收入可达10亿元;到2015年，力争实现风光互补LED智能化路灯销售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

有钱赚，且利润相当可观，还是国家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王雁当即与对方敲定了一套融资方案：通过债务融资、债转股融资、直接权益融资的方法可解决前期5000万元融资计划。未来，国家立项、中央财政补贴、政府科技补贴、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银行项目贷款、金融租赁贷款以及节能基金和信托的建立将成为营运的重要手段。

一切顺利。眼看就要签合同了，一个意外打乱了整个投资计划。当时王雁找到的出资方愿意对这个项目投资2亿元，不过出资方提出要控股A公司，而A公司死活不同意，“最后我们只能放弃签约。”

煮熟的鸭子飞了，这让王雁非常沮丧。但也正是这次意外，却“意外”地让王雁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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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影响，欧洲各国及美国纷纷削减光伏补贴，原本占据世界光伏装机70%以上的欧洲市场需求瞬间大幅下降，市场的急剧动荡令光伏企业始料未及。更让人焦虑的是，中国光伏产品90%以上出口到国外，国内需求非常少。

2011年11月8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决定，立案发起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板)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12年9月，中国光伏产业最重要的产品销售区域--欧盟委员会也发布公告，称要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

欧美国家发起的“双反”调查，如同突降一场暴雪，将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卷入寒冬。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光伏产量在7-8GW，目前产能估计在15-20GW，相当于全世界的消费总需求。反观中国光伏的产能，已经达到每年1500万千瓦，是国内市场目前年需求的30倍。

内需不足，外需大幅萎缩，光伏产能严重过剩，内忧外困的中国光伏企业饱受市场之苦。2007年，多晶硅价格持续上涨，超过300美元/公斤，到2011年底却跌破25美元/公斤。

近几年，中国光伏产业如同坐了一把过山车。回想两年前差点在光伏公司“砸盘”的经历，王雁不禁感慨道：“真是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有形的手”该怎么挥动

“这也是地方政府推波助澜所酿成的一杯苦酒。”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城市根本不具备基础，没有条件，没有产业配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

业内都知道国内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为什么光伏企业还会在全国遍地开花?王雁认为，“光伏寒冬”的背后，除投资者逐利心态外，更有一些地方政府政绩心态作祟。

众所周知，光伏太阳能是新能源产业，还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概念，可作为地方政府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样板。更重要的是，光伏产业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且一旦资金到位产能可迅速扩张，这很符合地方政府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的胃口。

光伏产业的问题也引起国家领导高度关注。去年底，国务院召开常务会研究确定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包括善加利用市场“倒逼机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五大措施，会议尤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禁止地方保护”。

“其实，从整体上看，中国西部地区并没有做光伏产业的优势。”王雁打开一幅中国地图说，光伏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前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和材料的前提下，一方面需要集中高端科研设备和人才攻克技术难关，不断降低发电成本;另一方面因发电成本相对较高，需要政府大量给予补贴以支持企业不断创新，这两大因素影响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即可能不太适合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应选择资本、技术更有优势的东部地区，“若要硬来，结果可能会违背初衷。”

各级政府的过度“催熟”，导致光伏业在各地疯长。不过，正如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所说，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王雁投资“失败”的A公司在成都的项目最后也由于各种原因搁浅了，后来A公司将技术卖给东部地区一家企业，“目前进展还算顺利”。

急功近利的产业赶超

王雁所说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界被称为“比较优势理论”，即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反之则应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著作《从西潮到东风》中还专门提出“发展经济学3.0”理论，建议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也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要素禀赋上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从而让它们可以快速启动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当前，国内外经济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在国外需求萎缩及我国扩内需战略的双重影响下，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该承接怎样的产业，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各地区首先应找到当地最优的资源禀赋。

“有些地方盲目发展光伏产业，我认为是急功近利的产业赶超。”在王雁看来，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我国西部属欠发达地区，资本、技术、高端人才相对欠缺，但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相对较丰富，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可发展基于劳动密集型、土地依赖型的产业，如现代农业、养殖、养生旅游、文化、物流、水电等。

潘锦功也指出，如果专注于高端技术研发等产业，在东部地区比较合适，但若是对某一项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产品设厂投产，可能中西部地区更合适些。等西部地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禀赋逐渐提升后，就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随之可以发展更高级别的产业。